在广州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下，投毒后解毒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既遂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法律问题。犯罪既遂的认定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都至关重要，它涉及到对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准确界定以及刑罚的恰当裁量。对于投毒后解毒这一特殊情形，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犯罪既遂的概念。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判定犯罪既遂，关键在于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犯罪构成所要求的全部客观和主观要件。在投毒罪中，其犯罪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投放毒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并且该行为有造成不特定多数人伤亡或者重大公私财产损毁的危险性。

当行为人实施了投毒行为后，从一般意义上看，似乎已经完成了投毒罪的构成要件，因为其主观故意和客观投毒行为均已具备。然而，后续的解毒行为又给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考量因素。解毒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投毒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但能否据此否定犯罪既遂的成立呢？

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看，投毒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行为人投毒的行为本身就已经对公共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即便后来采取了解毒措施，也不能否认其先前行为对法益的严重威胁。例如，在一些案例中，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投放了大量有毒物质，虽然后来及时采取了解毒措施，避免了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这并不能改变其投毒行为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危害性质。

再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分析，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投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实际造成的损害结果上，还体现在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感的破坏上。即使解毒行为消除了部分危险，但行为人的投毒行为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恐慌和不安，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这种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心理的影响也是衡量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考虑，刑法的目的不仅是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预防犯罪。如果将投毒后解毒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既遂，可能会给一些潜在的犯罪人传递错误的信号，认为只要采取事后补救措施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不利于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也不利于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解毒行为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比如，行为人在投毒后主动、及时地采取有效的解毒措施，并且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危害后果，这种情况下可以适当考虑从轻处罚。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犯罪既遂的成立，而是在认定犯罪既遂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的具体表现和危害后果的大小，在量刑时予以适当的从轻处理。

综上所述，站在广州刑事辩护律师的角度，投毒后解毒行为一般情况下应认定为犯罪既遂。行为人的投毒行为已经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符合投毒罪的构成要件，即使后续采取了解毒措施，也不能否定其犯罪既遂的性质。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以根据解毒行为的具体情况，如解毒的主动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等，在量刑时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这样既能体现刑法的严肃性，又能兼顾案件的具体情节，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广州刑事辩护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需要全面、客观地分析案件事实，准确把握犯罪既遂的标准，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为当事人提供准确的法律意见和辩护策略，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